俗话说得好，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”，这句话深深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心中，成为最朴素而坚定的价值观。过去，为了起到强烈的震慑效果，古代官府往往会选择公开执行死刑，最著名的地方莫过于“菜市口”，那个充满人声鼎沸的集市角落，成为死刑执行的“舞台”。不过，如今的状况已大不相同，随着人道主义理念的普及，死刑的执行场地大多设在偏远、隐秘之地，禁止直播和旁观，只有一声枪响，往往意味着一切恩怨恩断义绝。

这样的变化其实是一件好事，毕竟没有人愿意亲眼目睹那血腥残酷的场面。然而，这也激起了国人内心的好奇——执行死刑时，执法者和被执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故事？那么今天，我们就借助几位资深老法警的视角，一起来揭开死刑背后那层神秘的面纱吧！

提起执行死刑，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“枪毙”二字，认为那些作奸犯科、罪大恶极的人只需一颗子弹便能送其阴间。然而，现实早已发生了改变。自2009年起，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国家逐步废除了枪决，全国多地开始改用注射药物执行死刑。辽宁省率先试点，随后多个省份相继跟进。至今，枪决已变得极为罕见，只有极少数恶性犯罪分子才会“幸运”地经历这一近百年来的传统执行方式。

展开剩余86%

当然，也有人对这一变革持反对意见。他们认为，对坏人宽容实际上是对好人的伤害。虽然注射死刑显得更为人道，减轻了犯人在临终时的痛苦与恐惧，但面对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人们恨不得让他们经受最残酷的折磨。如今，只需一针毒药，便草草了结，没有痛苦，甚至连感觉都没有就死去，这对受害者和家属来说，真的公平吗？

因此，社会上对恢复枪决的呼声不绝于耳。但国家取消枪决的原因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减轻死刑犯的痛苦。实际上，更多的是出于对执行人员心理健康的考虑。这点也很好理解——执行枪决的人员往往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。

事情还得从执行枪决的人员身份和执行方式说起。数据显示，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间，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经历了多次变动。起初，三十多年时间里，这项任务由公安干警承担。直到1982年，执行权才转交给武警战士或法警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？原因很简单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担任公安的多是刚退役的老兵，他们大多参加过解放战争，甚至抗日战争。这些警察经历过战场杀敌，心里对生死已有较强承受力，因此面对执行枪决的任务时，心理压力相对较小。

但到了80年代，那批老兵警察逐渐退休或升职，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年代出生的新兵，他们大多未曾真正杀过人，心理承受力自然不足。虽然面对的死刑犯是罪大恶极的罪人，但初次面对生死，压力巨大。无奈之下，国家只能将这沉重任务交给了武警和法警。

武警曾执行过战斗任务，法警则熟知法律和罪犯恶行，理论上他们的抵触情绪较少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骨感。面对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谁都难免犹豫与畏惧。

枪决的流程大致是：法警押送死刑犯到刑场，确认身份后，将犯人一或多人按倒跪地，等待上级令下达，执行的战士立即开枪。按理说，这些战士都是精挑细选，枪法精准、心理素质过硬，通常一枪致命，既减少死刑犯痛苦，也维护法律尊严。然而，人非草木，执行现场的意外屡见不鲜。

据老法警回忆，心理压力巨大时，战士常常打偏，没有击中心脏或头部，而是打中了其他部位。此时，必须进行补枪，由副手近距离再次开枪。与第一枪不同，补枪时战士因愧疚或紧张，打偏的概率更高。尤其是新人，有时甚至需要连补八枪才能致命。

关于用刺刀“补刀”的传言则完全是谣言。博主分析，这种说法来源于执行前用刺刀“瞄准”三点一线的动作，加上群众对罪犯的痛恨，误传成“一枪不中用刺刀补枪节约子弹”的荒诞说法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新中国刚成立时，为锻炼枪法，枪决多瞄准头部，极少选择心脏部位。但问题是，战争用步枪威力极大，近距离射击头部，常常不仅打穿一个洞，而是直接将脑袋打得粉碎，血肉横飞，场面惨烈无比。

直到80年代之前，这样的血腥场景让初入职的新人和老干警们都难以承受。不仅生理上感到不适，心理压力更大。原因简单，中华文化向来重视死者遗体的完整，哪怕古代刽子手砍头，也会保留一层皮，方便家属缝合下葬。枪决却往往让遗体支离破碎，实属死无全尸，触犯了深厚的民俗忌讳。

在那个较为传统和保守的年代，执行者常感到极大惶恐，甚至有人因此罹患心理疾病。这也是后来相关部门将枪决瞄准从头颅转向后脑，并最终废止枪决死刑，改为注射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那么，面对死刑行刑前的紧张心态，死刑犯们到底是什么心理呢？其实，大多数情况和大家想象相似。无论罪多大，即便是连环杀手，在行刑前夜也会感到恐惧和后悔，恳求狱警给自己最后机会的比比皆是，真正悍不畏死的极少数。

举个典型例子，某监狱曾关押一位姓方的犯人。此人罪行极其恶劣，杀害了二十多人，其中不乏素不相识者，甚至亲姐姐和妹妹都未幸免，仅为争夺家产便亲手灭亲，心理逐渐变态走向连环杀人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方某被捕后毫无抵抗，平静坦白所有杀人细节，还将“杀人日记”交给警方，狂妄地宣称杀人只是为享受快感。

如此冷酷无情的人，谁料到行刑前夜竟彻底崩溃，眼神不再冰冷，开始和狱警交谈，诉说一生不幸，傲气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呆滞和泪水。第二天清晨，他真心悔恨，懊恼自己冲动，也遗憾再见不到深爱的妻儿。

狱警对此早已习以为常，便按惯例先安抚情绪，防止其出格。临行前还会询问死刑犯有没有想吃的东西。

这一传统自古流传——死刑犯临终前吃一顿饱饭，至少不能饿死。方某思索片刻，选择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，因为在他人生最低谷时，妻子曾为他煮过这道面。

方某一边吃面一边泪流满面，吃到一半大喊“后悔”，又低声喃喃：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走正道，好好活着……”

类似方某的故事在死刑监狱里并不少见。无论多凶恶的犯人，面对死亡都或多或少有恐惧和懊悔。哭得泪流满面，甚至失禁的也比比皆是。当然，也有极少数例外，求死无畏的死刑犯并非没有。接下来这位死刑犯的表现，甚至震惊了所有在场人员，也让一名老法警吓得休息了整整一个月。

一般来说，犯人无论罪多重，面对死亡都会恐惧和懊悔。许多死刑犯在行刑前因紧张惊吓大便失禁，押送人员通常会用麻绳绑住裤脚，且避免与其交谈，以免情绪崩溃。法警们面对这些死刑犯多半装作若无其事，尽管心中难免不安。

但上世纪90年代，一位老法警却遭遇了“翻车”事故。

当时他押送多名囚犯到刑场，大多数人惊慌失措，唯有一名犯人神情淡定，不时抽烟，伸脖子与法警搭话。验明正身时，他还不耐烦地质问：“为啥还不开枪？”

法警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本想训斥，终因命令在身只淡淡说：“低头跪好！”犯人照做，但不久又因不满等待，愤怒地再次质问：“怎么还不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指挥员已下令开枪。

法警未察觉，直接扣动扳机，却因犯人正回头说话，子弹射偏，击中侧脸，造成一个血洞。犯人剧痛难忍，发出嘶吼尖叫，现场如魔鬼降临。

法警惊呆，幸亏副手迅速补枪，避免更大惨剧。

事后，这名法警留下严重心理阴影，多日噩梦缠身，食不下咽。上级紧急安排心理医生辅导，特批一个月假期，才逐渐恢复正常。

类似意外在枪决中并不罕见，尤其80年代中期，严打犯罪期间，一些被判死刑的犯人心怀不满，刑场事故频发。许多法警、武警因此产生心理阴影。为保护执行者，组织经过多年研究，最终决定废止枪决，全面改用注射死刑。

那么，现在大家还认为注射死刑是在“保护”犯人吗？

发布于：天津市